泥塘河向东流去，与幸福河交汇，交汇的地方叫大河口。我父亲在区供销社的大河口门市部上班。上初中时，我跟着父亲住在他宿舍里。初三那年，父亲调离大河口，将我托付给陈其虎老师。我就在陈老师的宿舍住了一整年。

学校后来迁走了，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屋卖给了一家饲料加工厂，教师宿舍继续做职工宿舍。四十多年过去，那间宿舍还在。人去房空，门敞着，天花板已经朽烂。饲料厂倒闭也快十年了。中学，连同一旁的粮站、信用社、供销社、食品站，都成废墟，围墙倒塌，藤蔓丛生，老树参天。

自从镇政府搬到几公里之外的国道边上，这里就被时光遗忘了。庆幸的是，我刚好能在此找到四十多年前生活的遗迹，几排当初的教师宿舍基本没变，学校大致的建筑规模也保留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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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盛夏回到母校废弃的园子里的。空气中有蒸腾出来的苦艾味，各种虫子的气味，腐烂的叶子的气味，还有十多年灰尘沉淀的味道，高温让这些混合的气味都从地面向空中释放。

十二岁那年，我就住在这个园子里。那时，美人蕉盛开，槐叶低垂，教室、食堂、宿舍井井有条，煤渣铺就的小路干净整洁。三百多名学生、二十多位老师生活在这里，热气腾腾。食堂里每天有淡淡的煤烟气、饭香味，教师宿舍里有各种炒菜的香味。

脑海里有个开关，啪嗒一下，就能让人回到往昔。何况这周遭的一切如此眼熟。给我一个下午的时间，用扫把、抹布、铁锨、水桶、石灰，我甚至能将陈老师那间宿舍完全恢复成当年的样子。

在记忆面前，时光才是轻飘飘的灰尘。

陈老师是退役军人，在部队放过电影，有技术，转业后做了物理教师。他家就在河坝上，离学校不过一两公里，平时晚上回家，只有周二睡在学校宿舍。陈老师说，你就住在我房间，你年龄太小，我给你找个同学作伴。于是他找来了陈结斌。

宿舍里有两张床，两张书桌，两个小书架，一个橱子。橱子里放着全校的物理实验仪器。那里面的东西比科学本身更吸引我。几节比我们胳膊还粗的干电池。两个圆锥状的不锈钢，尖端相对，能模拟雷电。陈老师有一天晚上将它们搬到教室，将电池串联好，让班长关闭教室里所有的灯，他自己一揿仪器开关，一道蓝光闪过，紧接着“啪”一声巨响。大家惊叫起来。我们对雷电的知识不甚了了，但这个实验比起其他电学实验——譬如通电后移动滑动变阻器让灯光变明变暗，实在有趣得多。我每天放学回到宿舍，都要隔着橱窗玻璃看一会，想象它放电和发出巨响的样子。但是橱窗门锁着。

陈结斌问，你想再看一次吗？

当然想咯。但是——你有钥匙吗？

陈结斌不说话，不知从哪找来一柄螺丝刀，卸下金属锁扣上的三颗小螺丝，锁扣轻轻掉下来，橱门就打开了。

他拿出那一套实验仪器，我的心狂跳。

我们照着陈老师的样子，接好电池，关闭电灯，又做了一次放电实验。电闪雷鸣。惊心动魄。

就那一次。我没敢再做这样的实验，放电会大量消耗电池的电量，万一哪天陈老师拿到别的班级做实验没电了，多不好。但是，橱子里好玩的东西多了，砝码、天平，还有我最迷恋的电铃。今天想起来，那不过是缠着线圈的铁架子上绑了一个铜铃，很寒碜的样子，但只要接上五号电池，它就会铃铃铃地不断发出声来。有整整一个学期，我都在想着怎么自己造出一台电铃来。我知道原理，最难的是电刷，我的手工做不出来。

我学会了用螺丝刀卸锁扣，趁陈老师和陈结斌不在的时候，我拿出电铃，玩一分钟，再拿出天平，称量一下作业本和一支钢笔的重量。

然后，销毁罪证，小心将一切复位。再用螺丝刀旋上三颗螺丝，锁好橱窗门。

我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，直到有一天，陈老师站在橱子前大骂。他没有指名道姓，甚至没有明说骂什么，骂完也并没有换锁换扣。我跟陈结斌都耷拉了脑袋，陈结斌知道是我后来干的好事，他没说话，我再也不敢造次。

陈老师每周二睡在宿舍，我们就特别乖，写好作业，规规矩矩入睡，早上铃声未响陈结斌就喊我起床，赶在陈老师起来之前洗漱完毕去早读。

其他日子节奏明显舒缓得多。一天晚上，我不知从哪找到一爿“瓜粉”，这是一种早就从市场上消失的东西，回想起来，有小圆饼干大小，一指厚，我猜大概是滑石粉一类的东西，几分钱一爿，比痱子粉爽身粉便宜。洗过澡，涂在蚊虫叮咬过的肚皮上、手臂上、腿上。夏天皮肤晒得黑，瓜粉涂出一道道白痕，像一只花猫。

那天晚上我突发奇想，将瓜粉搓碎，白色瓜粉在掌心特别细腻，毫无尘滓，涂在脸上，镜子里就出现了一张戏台上才能见到的白脸。我又无师自通，找来红墨水涂红嘴唇，咿咿呀呀唱起来。那时候，我们正学到鲁迅的《社戏》。

同学趴在窗户上看，玻璃亮闪闪的，灯光明晃晃的，十二岁的我在里面走来走去，学那个站起来又终于坐下去的老旦。同学的呼喊使我更兴奋，闹得很晚他们才散去。

我没有洗脸，也没有和陈结斌睡在一起。我太累了，太开心了，倒在陈老师的床上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陈老师喊醒了我，你发烧了吗？怎么嘴唇通红？你怎么睡到我床上来了？

我吓得一骨碌爬起来。我在被面上睡了整整一晚，原来只是想躺一小会儿，谁知就睡过去了，一睡就睡到第二天早晨。那是我睡得最沉的一夜。八个小时就像八分钟，什么梦也没有，醒来的姿势和头天晚上倒下去的样子一模一样。

有些片段从时光之海里凸显出来，就像大海里的岛屿。中间弥满的海水低伏着，仿佛不存在。盛夏的正午，我在荒园里徘徊，为什么想起的是这些，而不是另外的往事呢？

记忆靠得住吗？我在书写往事的过程中有没有臆想的成分，有没有修饰或者掩饰了什么？由于没有印证，即使我本着坦诚叙写的姿态，也难免在一些细节上夸大其词。如果我、陈结斌和陈其虎老师一起回到这里，回忆起的往事会是什么样子？

我十三岁离开这里之后，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现在，他们应该就生活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，怎么找到他们？找到了，他们有兴致一起来这里看看吗？天这么热。陈老师应该八十多岁了。

我还是一个人随便走走。

从宿舍往东北方向走，现在是一排重建又废弃的厂房，里面有菌菇培养基，棉籽壳、麦麸、牛粪，堆成狭长的一道长廊。零星几只土蜂飞来飞去，估计这里已经没什么营养了。多年以前，我就坐在这些牛粪堆的位置上课。那时，这里是两排窗明几净的、快乐的教室。我个头小，坐在教室第一排，坐的是从父亲供销社带来的一把竹椅，往后一靠就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。一次数学考试后，老师在讲台上念名字和分数。念到我，98，我往后一靠，心想，哪里扣了两分呢。想不起来，就盘手盘脚蹲在竹椅上继续想。老师一径念下去，张寿一，38。哈哈哈哈哈哈，我忍不住大笑起来，椅子发出欢快的吱扭声。

晚上，陈结斌对我说，张寿一考得不好，肯定很难受，你还笑话他，这样不对；你取得了好成绩就骄傲，也不对。我很委屈。我绝没有嘲笑张寿一的意思。张寿一比我至少大四岁，我们玩得很好，他有一本《木偶奇遇记》，我借回来看了不下一百回。每晚临睡前在枕上翻阅，是我最开心的时刻，觉得自己就是匹诺曹。让我发笑的是这个分数，而不是人。我没有考虑到是谁得了这个分数，也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。

你就是骄傲。陈结斌抬高了声调。我就没有再说什么。

现在想来，我真的不是骄傲。

是骄纵。

从废弃的厂房走出来，前面有口小水塘，是当年盖教室之前挑土垫高宅基挖出来的。塘水很清，同学吃过饭都在里面刷碗。我也刷碗。几条小鱼游过来，吞食碗里的饭粒和飘起来的油星，我想顺手捞上几条，碗一出水，它们滋溜一下就没了影。如是者三，我一恼火，用力将碗扔到水塘中央：见鬼去吧，你们这些狗鱼。

扔出之后我就觉得似乎不妥。但旁边的同学呼喊起来，一片叫好。信用社徐会计的儿子说，太了不起了，这个碗在水面形成了一道弧线，它的圆心角是135度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
哼，多少度我都能扔出来。明天给你扔一个90度的。

此后十多天里，我大概往水塘里扔了七只碗。碗是趁师傅不注意从学校食堂拿出来的，是那种镶金边的白瓷菜碗。

没有人重复这种奢侈的行为，我也全不考虑承担任何后果，连着做餐后的精彩表演。直到学校食堂的屠老——这是一个脸上长着肉瘤的老头，满脸杀气——在我最后一次拿碗的瞬间，用铁钳一样的左手抓住我的胳膊，右手顺便在我脑袋上狠狠凿了两个暴栗。我知罪，一溜烟跑了。

水塘没有了。眼前是一堆倒伏下去仍勉力生长的树，横七竖八攀附在一起。我看到四十多年前的自己像一只小兽，在荆棘榛莽中上蹿下跳，呼吸植物吐露的芬芳，再强烈的阳光也是沁人的凉润，小兽的眼里只有欢乐。

蒸腾的暑气把廉价的感伤降到最低。我首先要应付奔流的汗水，还要留心脚下倒卧的大树，突然出现的半截墙根。园子深处有一间瓦房，这样的小瓦极少见，瓦缝参差，大概只有这里还保存着，一棵大树断了头，半个身子压在房顶，瓦片陷下去，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，里面积满了枯叶。

大树临死前将房顶压塌，但似乎正是它的身躯支撑了摇摇欲坠的房子。无人问津，一切都随它们和风雨的便。饲料厂取代了当年的校园，它的倒闭，又将校园和往事封存在时光里。校园和工厂互相掩蔽，支撑起小小的空间，让我在这里开启了通向往昔的门扉，仿佛轻轻揿下一个按钮，我就能看见校园广播室里那架蓝盈盈的电唱机上，黑色的胶木唱片正在转动，熟悉的《打猪草》的歌声，从树叶笼盖的高空传来：

（男）丢下一粒籽，发了一颗芽。

（女）么杆子么叶？

（男）开的什么花？

（女）结的什么籽？

（男）磨的什么粉？

（女）做的什么粑？

（合）此花叫做（呀得咿得喂呀——得儿喂呀——得儿喂呀——得儿喂的喂上喂）叫做什么花？

我们一听到“得儿喂的喂上喂”，就大笑起来，在校园里追跑，瞬间变成了打猪草的男孩和女孩。

学校没有围墙，教室后面就是花生地，猪草在地头泼喇喇生长，无边无际。

2022.12.8

作者：冯 渊

编辑：钱雨彤

责任编辑：舒 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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